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赵树理
赵树理(1906年-1970年):
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夏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晋城工作。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
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近年来,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文学界,赵树理这一话题依然具有一定的热度,
即使在东南亚,赵树理作为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依然在引发一定的传播与研究。
赵树理所秉持的民间立场、所达到的经典意义,仍值得分析研究。
赵树理故居
7月12日至15日,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太原师范学院等主办的“第五届赵树理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太原与晋城两地召开,来自国内外的数十位相关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赵树理作品的经典意义,以及赵树理研究的种种难题。
这些新的发现与认知,对于今天重新认识赵树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赵树理的世界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刘勇:
刘 勇
针对“赵树理:文学的还是政治的;民族的还是世界的”这一问题,我认为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归根到底是由赵树理的文学价值决定的。赵树理的文学价值不在于他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而在于他始终为农民而写作的追求和态度。更重要的是,赵树理的作品绝不单是大众化,更有着一种由浅入深的思想启蒙,与鲁迅相比,只是方法与路径的不同。赵树理的地位与其文学的意义紧密相关。而赵树理的世界影响归根到底是由赵树理的民族特色形成的。这一民族特色绝不仅仅是民族风情与乡土风采等,而是表现在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古有之的民族意识,即责任和良知。赵树理的民族意识与整个人类整个人性相通,是赵树理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另外,我认为赵树理还与契诃夫的精神相通,都看到了农民的复杂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章毅诚:
章毅诚
《三里湾》中的合作化进程和生产时间是一种“模范”的时间性。赵树理写《三里湾》的时候,“模范”这种提法相当流行,比如,有“劳动模范”“卫生模范”,各种“模范”,数不胜数。虽然赵树理的《三里湾》这部作品属于虚构写作,但是小说中的模范具有很明显的普遍性:三里湾就是个“模范村”,村子里的“模范人物”也不少。从“时间与小说”“《三里湾》的三张画”等方面对《三里湾》进行分析,赵树理所理解的模范不但把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合作化问题与虚构写作的实践联合在一起,而且,某个程度上,赵树理通过“模范的时间性”这个概念把农业生产与文艺工作放在一个辩证法的层面。赵树理所创造的《明年的三里湾》呈现了文艺工作在合作化过程中能够扮演的角色。这就是赵树理通过虚构写作给予的富有理论价值的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春雨:
李春雨
赵树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家,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着独特意义,其作品的中国化、民族化引起了外国读者的兴趣。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讲好赵树理的故事,需要有四个维度:一是要把赵树理与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结合起来解读;二是要把赵树理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新的传统结合起来解读;三是要把赵树理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来解读;四是要把赵树理放在中国文学新旧交汇中、严肃与通俗文学的交融中来解读。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赵树理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副教授李国华:
李国华
最近10年,在文学领域讨论“劳动”的问题,似乎是有一些热门的。在赵树理的时代,作家不是被卷入了农工世界,而是被农工世界生产出来,作家叙述“劳动”时也往往产生对于直接从事农工劳动的人物形象的历史崇高感。赵树理《福贵》的内在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劳动”的文学形式问题,即表面上小说像是一个社会调查报告,通过挖福贵的穷根来梳理福贵贫穷的根源和骂名的来历,教育读者不要形而上学地认为福贵是坏蛋,实际上则像是一篇社会学论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阐明了特定的“劳动”观念形态下的人群对人类谋生行为的伦理问责倾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卫国:
刘卫国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存在着不少关于算账细节的描写。这些算账书写与其作品想表达的斗争、妇女动员、经济生产等主题密切相关,从这些算账书写中不难发现,赵树理懂得劳动价值,具有朴素的商品经济观念,尊重市场法则,在无意中触摸到“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学原理。赵树理的这些经济观念,以前未能被揭示过,从这些经济观念,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赵树理作品主题的认识,也可以加深对赵树理思想格局的认识。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玲:
李 玲
“幼者本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其核心精神是解放青年、颠覆“长者本位”的孝道传统。赵树理创作继承了这一伦理反叛精神,从而奠定了其创作的现代性特质;赵树理在继承这一精神的同时,又赋予其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色,从而展示了其现代性路径的另一种特色。这个问题可以向两个维度展开思考:第一,赵树理在幼者与长者的冲突书写中,维护了“幼者”如下三方面的合法权益:争取婚姻自主权、追求正确的生活方式、维护合理的经济利益。第二,赵树理创作又在“幼者”内部进行价值辨析,以进化的态度提出甄别好青年与落后青年的标准。他笔下的好青年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特征:反抗封建家长、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业务专长且知识具有应用性特征。其好青年标准不引向个体自由伦理,也不引向对异性的关怀。《三里湾》中的玉生只要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大家心目中的理想青年,至于他不关注妻子的内心世界这个特点,并没有被看作是缺点;范灵芝、王玉梅两位女性只是敦促马有翼走政治正确的道路,并不体贴马有翼软弱动摇过程中的精神痛苦。
赵树理的文学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
赵 勇
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自1958年发表以来,其接受与解读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戏剧性变化。第一阶段,上世纪50年代,肯定者赞美其如实反映了人民内部矛盾,否定者批判其歪曲现实,污蔑干部。这种争议无论对错,都是政治意识形态阐释框架之下的产物,而正方的胜利,也并不意味着对反方问题的彻底删除。第二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经董大中与陈思和重新解读,该小说的“深层逻辑”和“潜在话语”被开掘出来,武养的观点也得以反转。此为民间意识形态阐释框架之功,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立场,但此种解读似有过度阐释之嫌。赵树理小说中的“深层逻辑”和“潜在话语”不在小说文本之内,而在文学场域之外。又因赵树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言说往往内外有别,“直谏”式话语也就无法直接进入小说内部的“深层逻辑”之中,演变为“潜在话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萨支山:
萨支山
所谓赵树理研究的“难题”,主要是赵树理的创作所产生的难题,及赵树理研究中存在的难题。中国作家中很少有作家会像赵树理遭到如此多的争论,这就是“难题”。赵树理的创作从时间纵向来看,具体主题的产生方式和具体写作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与政治环境及赵树理的生活、工作环境的变化相关。赵树理的作品不仅有具体问题的展示,还体现了对深层问题的关注,成为赵树理上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赵树理顶着“赵树理方向”的光环进入上世纪50年代时,却无法达到上世纪40年代的辉煌,这也成为赵树理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源:山西日报
编辑:张馨